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，似乎并不缺乏批评的声音，有人在“酷评”，有人在“点评”，还有人在骂街，逮一个灭一个，有人在充当牧师逼人“忏悔”……这样的喧嚣叫卖，不听亦耳净；更有甚者，有人举着“批判”的大旗，围剿名人，痛快是痛快了，所用言词却尖酸刻薄，不无人格辱骂之语，透出“文革”的余韵，这样的“杰作”不看也罢；而关于一些年轻才女的新作的简单化批评，更像是和出版商的同谋，商业化的炒作致使更多的泡吧女孩纷纷效尤，执笔展览自己“村上春树式的青春”和“张爱玲式的幽怨”，写作由此而演变成了一场“热闹的舞会”。
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，中国文坛的批评，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弱，甚至是缄默。理论上的说法是：批评的缺席。
我们忘不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。那阵子评论家们和读者一起围着作家，不断地制造热点，掀起高潮，还大胆引进一些国外的文学理论新名词，把作家们打扮得神采焕发。当作家们在文坛上忘乎所以粉墨登场的时候，评论家似乎更像勤勉的裁缝，为作家们量体裁衣奉献智慧和热情，文坛上新名词层出不穷，评论家们像后来的摇滚音乐人，成了文坛勇敢的前卫和先锋。后来有人总结说，在当时的十年光景中，批评家们几乎把西方文艺理论一百年的思潮和理念都疯狂地“玩了一把”。
随着文学的效应由轰动趋向失落，一切的绚丽终于归于平淡、归于纯粹，集市式的喧哗纷纷尘埃落定，文学回到了寂寞。当一些作家在感叹好时候一去不返的时候，更有一些作家在平静后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，一些作品，谈不上惊世骇俗，但蕴涵了更多的人文意义和更丰富的文学象征，这样的作品在悄悄地出现，不多也不少。只是在这样的时候，评论家们却莫名的缺席了。据说有一些文学评论家转而去关心画坛、乐坛了。这也无可非议，艺术本来就是相通的。只是人们看到的批评更多的是人云亦云、毫无锋芒的应酬、捧场，有一些评论更是喧宾夺主，炫耀的是自己的才华，批评名流们端着大家的气派，出席各种高档酒会，说着锦上添花的漂亮话。这让人们想起那些在路边发放的商品广告、花花绿绿的版面上充斥着名家权威的溢美之词，他们和商家联手一起哄骗消费者，其收入想必也不菲。
我常常听到一些作家议论眼下的评论和评论家，也常常听到一些评论家议论作家和作家的小说。在一些作家看来，即便是那些严肃的评论家也已经失去了阅读和发现作家的热情，他们把热情倾注在构建自己的理论学说上，并且在他们熟悉的作家中寻找可以支撑他们理论的小说。他们不断的阅读和发现的是他们自己。当那些充满了术语的艰涩、暧昧的文学理论（连带评论）文章在某些报刊连篇累牍地蔓延的时候，人们依旧不无悲哀地喟叹：评论失落了！而在一些评论家看来，中国当前还没有产生跨世纪的鸿篇巨著和文化巨人，在20世纪内他们看不到有这种希望，所以有一些评论家非常不屑于看当代作家的小说。客观地说，那些评论家比那些作家更傲慢更居高临下。他们以一种高人的目光俯视着天下文章。我们只能追缅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批评。
我们看到评论家们已经没有热情深更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，在中外经典里翻来覆去地寻找，查找一切新锐的名词，武装自己了。他们已经不需要给作家们最新款的服装以显示自己的才学了。他们现在只要拍拍自己的脑袋，就有新名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。他们现在往往是先“创造”了自己的“理论体系”，然后是主编一套套丛书，洋洋大观，哗众取宠。于是作家和评论家都名利双收，据说已经有不少作家同时被不同的评论家授以不同的文学流派了，于是出现了一女嫁二夫、三夫甚至更多的，那些作家的相同的作品出现在不同的丛书中，他们一会儿是新状态，一会儿是新现实，由此类推，什么新历史、新爱情、新武侠、新实验、新先锋、新生代……还有一概称之为“后”的，后现代、后知青……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这种万花筒式的组合、命名乐此不疲、孜孜不倦。这里似乎也不能排斥名利的诱惑。文学有了新的共同点、增长点。有一位朋友就津津乐道地私底下告诉我，他的一篇小说已经被编入十种选集，拿了十次稿费，另外一个朋友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已经换了六个书名，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已经被冠以不同的流派、编入了六种不同的文丛，无非是新状态、新言情甚至新晚生代……“说你新，你就新，说你后，你就后，一本书变戏法一样变成了六本书，要不了多久我就著作等身了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”朋友自嘲自乐手舞足蹈。
作家们没出息的不少，眼下“状态”、“现实”、“先锋”都被炒得“新”起来了，文坛就这么点花样，谁不想自己的状态、现实也跟着“新”一下，以示自己的文运昌盛？没选上的就落落寡欢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只是这个派那个派的，自己后来也模糊了，自己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评论家们是不是也有纳闷的时候：这是谁和谁呀？读者就更迷糊了。我们不得不追问评论在哪里？假如说是评论的缺席，那么，缺席的果真只是评论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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